2010年住商情趣用品7月2日,李肇星在美國國家館日慶祝儀式上致詞。
  1999 年 5 月 13 日,克林頓在白宮會見李肇星(褐藻糖膠中)等。在李肇星的要求下,他在弔唁簿上寫下道歉的話,並簽下自己的名字。

李肇星一家合影。
  不久前,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到日內瓦出差,住在中國駐日內瓦使團的招待所,恰巧遇到前來開會的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因為老外長的到來,這個原本安靜的小院突然熱鬧起褐藻糖膠來,充滿了笑聲。無論工作人員還是“打尖住店”的訪客,都熱情地圍上前,同他打招呼。李肇星也還是那麼敏銳、風趣、充滿活力。無論是對記者,還是對前來拜訪的老同志,他都熱情接待,濃濃的膠南口音,給人感覺特別親切。
  為了不打擾老外長和夫人休息,記者通過招待所管理員將電話打到房間,詢問他們的日程安排。得知記者想賣房子採訪自己,李肇星沒遲疑,很爽快地答應了。一見面,他就熱情地表示:“歡迎小劉記者,不過咱們這不叫採訪,就是聊聊天。”
  日內瓦小敘
  李肇星素有“平民外交家”之稱,“獨門技巧”是善於與人拉近距離。遇到新朋友,他最喜歡問兩個問題:老家在哪裡?學什麼專業的?問抗癌食物第一個問題,是因為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有歷史,且從外交上來說,這個問題不會讓人覺得不好回答,是拉近距離的最好辦法。至於第二個問題,則是為了發現對方的長處,好向對方學習。這不,剛一落座,還沒等記者開口提問,李肇星已經用短短幾句話,將記者的“背景”摸了個清,然後迅速總結出3個共同點:北大校友、山東老鄉、都為黨和人民服務。
  雖然已從外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好幾年,但李肇星從未遠離公眾視線。坐在記者面前,他神采奕奕、侃侃而談:“我這次來瑞士,是參加一個國際組織的年會。這是我見到的最節儉的國際組織,長期雇佣的文職工作人員只有幾個。它是一位前非洲領導人發起的,(我們)是老朋友了,非洲也是中國的好朋友。他們邀請我,我就來了。”
  聽李肇星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老外長雖然退休了,但一直忙著寫作、出書、應邀參加各種活動,生活十分充實。2013年下半年,他專門去了一趟南沙群島,“李肇星在曾母暗沙泡澡宣示主權”的新聞,也一度成為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此次面對記者,李肇星這樣解釋自己的初衷:“南沙群島和毗鄰海域都是中國的領土,這是基本事實。只要美國認識到這個基本事實,其他事情都好談、好解決。可美國人硬是假裝不知道,睜眼說瞎話。歐盟是美國的盟友,也試圖到亞太找平衡,把亞洲國家的事當成自家的事一樣,好像都要由他做主……(我認為)任何人、任何國家,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國與國之間要相互尊重,不能居高臨下地對別人。”
  “卸甲歸田”幾年後,李肇星和記者聊天,話里話外總繞不過“外交”二字。可就是這樣一個人,最初竟是誤打誤撞才入了這一行。
  “你們這一代很幸福,沒挨過餓。我小時候家裡窮, 4歲才第一次吃上白麵饅頭,感覺特別香。” 回憶往事他感慨不已,“10歲時,有汽車開到老家來,大家從來沒見過,就一起跑去看。我當時就想,長大後要當一名汽車司機。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理想。”
  “第二個理想,是做你們的同行。”李肇星說,從1953年讀中學開始,自己幾乎天天看《人民日報》,也一直夢想著當記者,直到進了外交部,每天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還是先看《人民日報》。“上學時,我最喜歡代數,也喜歡語文,還差點學了俄語,卻做夢也沒想到會從事外交工作。高考時,我的第一志願是北大中文系,第二志願是北大西語系英語專業,第三志願是法文專業,第四志願是德文專業,第五志願是北大歷史系。沒想到北大以第二志願錄取了我。”1964年7月,李肇星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外交部。
  肯尼亞是李肇星外交生涯的起點。1970年,他和妻子秦小梅一起成為中國駐肯尼亞大使館的職員。每天早晨,他要把當地英文報紙上的消息和評論翻譯成漢語,讀給代辦(後來給大使)聽。他還負責回覆肯尼亞群眾的來信,當簽證官、禮賓官,給打掃衛生的肯尼亞雇員發工資,給三秘以上領導做翻譯……從種種瑣碎工作中,李肇星積累了基本的外交常識和技能。
  1985年,李肇星作為外交部發言人登場。此後,他先後出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外交部副部長、駐美國大使、駐聯合國大使、外交部長、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親歷了不少關鍵的歷史事件,也見證了中國外交一步步走向強大。
  李肇星還送給記者一本剛出版的、他的首部外事回憶錄《說不盡的外交——我的快樂記憶》。“送給你,這裡面有你想要的故事。”李肇星說。
  談策略
  在不少外媒報道中,李肇星被稱為“強硬派”,中國網民則贊他“在外交場合讓我們看到中國男人的陽剛之美”。
  “我記得當外長的時候,‘訓’過兩個國家的駐華大使,一個是美國的,另一個就是日本的,而且對日本大使‘訓’過兩回。”李肇星說,外交上的“訓”其實是把對方召到外交部,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訓”的目的不是為瞭解氣、泄憤,而是讓對方認識錯誤,改正錯誤。
  2006年8月15日,因為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參拜靖國神社,李肇星第一時間把日本大使宮本雄二叫到外交部,提出交涉。宮本剛一落座,他連客套話都省了,開口就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提出了強烈的抗議。“靖國神社供奉的‘二戰’甲級戰犯,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和實施對外侵略的策劃者和指揮者,是近代史上給亞洲和世界造成巨大劫難的禍首……小泉首相參拜了6次,辯解了5年,但國際社會和日本國內反對參拜的聲音日益高漲,這說明他的行徑不得人心……”李肇星態度強硬,不容爭辯,一口氣把想說的話說完,並嚴肅地要求對方將自己的話完完整整地報告給東京。宮本雄二恭恭敬敬地聽著李肇星說,中間想解釋幾句,都被駁了回去。
  不過,李肇星並不贊成在外交場合一味追求強硬:“真正的‘強’應該擺事實,講道理,講平等,千萬不要情緒化地看待‘強’。”比如中英間曾在香港回歸的談判桌上激烈交鋒,這當中既有國家實力的較量,也有外交策略的博弈。
  1993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借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機會,會見了英國外交大臣赫德,李肇星作為常駐聯合國代表參加了會談。因為雙方各執己見、寸步不讓,眼看會談就要不歡而散,錢其琛緩和而冷靜地做起了總結:“今天我們的會談很重要,應該說還是取得了積極成果。”李肇星聽後疑惑極了:“今天吵得這麼厲害,什麼問題也沒解決,何來積極成果?”沒等他轉過彎來,錢其琛繼續說道:“第一,雙方爭論得這麼激烈,說明雙方對香港回歸問題都極為重視,這是今後我們解決具體問題的前提;第二,今天我們在許多問題上沒有達成一致,但雙方都願意繼續談,哪怕吵架似的談,這為雙方進一步溝通打下了基礎。”赫德聽後,也“心領神會”地對這番總結表示贊同,談判的破裂就這樣被規避了。這讓李肇星十分感慨:“這是外交上‘鬥而不破’的典型例子。”
  在外交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每一次危機處理,對李肇星而言都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在擔任駐美大使的3年裡,最難的莫過於處理1999年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這一事件。
  “炸館事件”發生後,美方輕描淡寫地將事件說成“意外事故”,且沒有說一句公開道歉的話,這讓李肇星十分憤怒。8日晚,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緊急趕往使館,希望與中國大使見面。“這很罕見,因為平時都是大使去國務院見國務卿。”但李肇星決定,先由另一位公使與其周旋,自己等中國駐華盛頓的記者趕到後再見她。
  二人碰面後,李肇星嚴肅地要求美方道歉,奧爾布賴特則在與助手們簡單商量後答覆說,克林頓總統和她本人願分別同江澤民主席和唐家璇外長通話,向中方道歉。這時,記者們已紛紛趕到,圍在會客室外。奧爾布賴特得知這一情況後問李肇星:“使館有沒有後門?”李肇星心想:“哼,這回你還想溜掉,沒門兒!”然後故意認真地回答道:“在中國使館,你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我們沒有後門。”
  會見一結束,李肇星立刻跑回辦公室向國內彙報,奧爾布賴特則在一群中國記者的圍堵下,被迫退回會客室,併發表簡短聲明:“我今天來這裡,是要重申美國政府早些時候對中國人員在貝爾格萊德的死難所表達的深深歉意……”美國政府主要官員在“炸館事件”後的第一次公開道歉,就是這樣被“逼”出來的。
  5月13日,克林頓在白宮會見了李肇星等。李肇星再次強調,“總統先生應該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道歉”,並還拿出隨身攜帶的弔唁簿,一字一句地說:“中國人特別重視白紙黑字,所以請總統先生將道歉寫下來。”克林頓沉默了一會兒,拿起筆在弔唁簿上寫下“對死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對其家屬和中國人民表示真誠的歉意”,並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當然,外交絕不僅僅是人們通常認為的主權、安全、戰爭等大概念。李肇星告訴記者:“在全球化背景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問題日益突顯,氣候變化、產品質量、跨境河流水資源利用等都可能演變為國家間的外交議題,漁民出海捕魚、地區衝突引起油價上漲等問題也可能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老百姓的生活。‘外交為民’不再是空話,它已經越來越貼近大眾百姓。”擔任外長期間,李肇星解決了哈薩克斯坦的“蝗災”越境飛到中國境內、韓國傳出“中國泡菜鉛含量超標”、禽流感肆虐亞洲並向歐洲蔓延等一系列公共危機。他開玩笑地說:“外交部都管小蟲、小鳥了,還有什麼是外交不管的?如今,乾外交得乾大事、小事、天下事,事事操心。”
  談趣聞
  正如李肇星給自己的新書所起的書名“我的快樂記憶”,外交帶給他的,除了一些重大的歷史時刻與經典記憶,還有不少生動趣聞。
  1964年7月李肇星剛進入外交部時,入部教育的第一課是學吃飯。一開始,他還有些納悶:“吃飯還要學?”上了課才知道,吃飯是有大學問的:“一、在外交場合,吃飯不能出聲。二、參加外交宴請,主人給你的東西要吃完,否則會顯得很沒教養,對主人不禮貌,對糧食不愛惜,對廚師的勞動不尊重。三、喝酒不能超過平時的1/3,也不要強勸別人多喝;自己不會喝就別喝,可以象徵性舉舉杯。”
  餐桌禮儀並不獃板,更多的是根據實際情況活學活用。法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梅里美曾給李肇星講過一個法國禮賓的故事。一次,法國總統宴請中非帝國皇帝博卡薩,服務員上了一道名菜——法國蝸牛,博卡薩拿起蝸牛就放進嘴裡嚼,差點兒把牙崩掉。總統一看客人吃法不對,為了不讓客人難堪,也像客人一樣把蝸牛咬了咬吐了出來,其他人也像什麼事沒發生一樣,跟著總統這麼吃起來。談興正濃時,博卡薩說著說著將身子偏向總統一邊,不留神把總統的菜當作自己的吃了。總統便使了個眼色,其他人都跟著他把身子往左偏一偏,吃旁邊一個人的菜。結果,宴會順利進行,皇帝大悅。
  對一個國家傳統文化的瞭解,也是外交官工作的先決條件。當然,這個瞭解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一次,李肇星到法國出差,一位法國好朋友送了一盒當地最好的鵝肝給他。“可能是因為我不太懂,主人也沒說清楚,我就隨便把鵝肝與其他東西放在一起。下飛機時我聞到臭味,原來鵝肝給捂壞了。”回家後,李肇星挨了夫人的批評,說他把法國這麼好的東西給糟蹋了。
  李肇星還為聯合國的會議秩序做出過貢獻。剛到聯合國沒多久,他就發現,在安理會,各國大使開會經常遲到。有時開會時間到了,一些大使還在走廊聊天,安理會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開會。一次,李肇星舉手抱怨道:“主席先生這麼敲鎚子,等於懲罰已經到會的人,沒到會場的人卻聽不見,這不公平。”英國大使聽後,對李肇星的建議表示了支持,並提議安裝一個電鈴,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聽到。李肇星緊接著又提了項“補充條款”:把電鈴的線連接到附近大使們常去的咖啡廳。於是,那次安理會經過表決,批准了一項不超過400美元的專門預算,設立一個提醒開會的電鈴,大家管它叫“李氏鈴”。如今,“李氏鈴”在聯合國安理會一直沿用,至於效果,李肇星調侃道:“並不是十分有效。”
  談交友與家人
  退休的日子里,有不少外國老朋友邀李肇星見面、聚會。這些朋友中,很多都是與中國友好的國家的政府首腦、外長,是在工作中與李肇星結下的友誼。記者在與李肇星聊天的過程中,也幾次被前來拜訪的老大使和非外交部工作人員打斷。見到李肇星正與記者聊得開心,老熟人們都笑著說他:“你的朋友多。”
  說到朋友,李肇星給記者講了一段趣事。“當外交官有個好處,說不定哪天就能碰到世界名人。1986年,我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問意大利。在總統舉行的國宴上,我按禮賓順序坐好,發現旁邊坐著一位胖男士,沒刮鬍子、不系領帶,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我心裡嘀咕,‘這是誰呀?’中國當時剛開放不久,我不像現在的年輕人這樣見多識廣,加上不會意大利語,就試著用英文、法文問他姓名。這時,駐意大利使館的文化參贊過來解圍,告訴我‘這是大名鼎鼎的帕瓦羅蒂’,我悄悄又問,‘帕瓦羅蒂是誰?’”
  在《說不盡的外交》中,李肇星詳細記錄了這段交往。得知對方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後,李肇星心裡踏實了。國宴席間,他們從意大利歌劇聊到芭蕾舞,李肇星的見解,讓帕瓦羅蒂刮目相看:“想不到中國外交官還懂歐洲藝術。我喜歡你,李先生,願意和你交個朋友。”一向不主動給人送票的他甚至主動提出,邀請李肇星出席一個月後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演唱會。“俗話說得好,山東人的優點是實在,缺點是太實在。我當即掏出記事本看了說,‘感謝你,可惜那時我不在北京。’”因為這事,李肇星回到北京後沒少挨“批評”。
  李肇星還有一個特別的朋友——快滿100歲的美國參議院臨時議長瑟蒙德。瑟蒙德做了48年參議員,是美國任職時間最長的參議員,曾為反對一項有關公民權利的議案,在國會連續演講23小時。
  因為敬佩,在美國當大使時,李肇星曾登門造訪。“我們年紀相差30多歲,但一見面就成了朋友,越談越深。瑟蒙德對華友好。我們訪美團組多,見美國領導人遇到困難時,就找他。他每次都爽快答應。會見時,他的話很簡單:支持美中友好、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歡迎再來。”
  “我常對我們外交部年輕同志說,外交官要多交朋友、善交朋友。你們跑國際新聞的記者也是嘛,要多交朋友、多聽多問。”面對記者,李肇星殷殷叮囑,如同一位與晚輩聊天的長者,讓人沒有距離感。他甚至起身,專門找出一張賀卡,樂滋滋地遞給記者分享:“這是我兒子和兒媳婦他們做的!”記者註意到,卡片做得很用心,封面的全家福照片中,李肇星和夫人秦小梅坐在前排,分別抱著孫子和孫女,兒子和兒媳站在老兩口身後,一家人其樂融融。他告訴記者:“現在我退休了,最大的樂趣是逗小孫子。”
  臨別,李肇星準備在書的扉頁上給記者寫幾句贈言。他細心地問記者:“你講法語嗎?”又特別認真地用法語問了一遍:“parlez-vous francais?”想了想,他最後提筆用漢語寫道:祖國唯一,人民萬歲!
(原標題:李肇星,外交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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